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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婦女流動性增加的積極影響及限制因素
來源:中國婦女報 時間:2018.10.16 字號:【

  編者按

  10月15日是“國際農村婦女日”,本期《新女學周刊》特邀專家撰文討論農村婦女流動性增加的積極影響及限制因素。作者認為,農村婦女流動性增加為其提供了更多獲得有薪酬工作、實現非農身份轉換的機會;提高了其在家庭決策中的議價能力甚至做出獨立抉擇的權利;對規避自殺風險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流動婦女仍要面對勞動力市場不平等的性別分層;職業發展還存在“生育懲罰”效應。期待建立在平等性別規范基礎上、更具主體性的流動性。

  大規模持續的城鄉人口流動,已成為當今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構成性要素,也對農村家庭、農村婦女及其發展產生著巨大影響。

  流動婦女流動特征與現狀

  根據2018年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網提供的數據,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女性在全部農民工中占34.4%,在外出農民工中占到31.3%。以此推算,中國女性農民工有9856萬,其中8968萬在外流動。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存在明顯的性別化差異,外出流動人員中接近三分之二是男性,呈男性主導現象。1998年女性在農民工中僅占32.9%,雖2000年提升到34.6%,但此后一直在34%左右徘徊未有突破,盡管農村流動婦女的總量在不斷增長。

  如果將流動農民工分為本地農民工(未出戶籍所在鄉鎮)和外出農民工(在戶籍鄉鎮以外)兩類,那么女性在本地務工者中占比顯然高于外出務工者,如2017年流動婦女在本地務工者中占37.4%,外出務工者中僅占31.3%。這表明,女性的流動性低于男性不僅表現在數量上,流動范圍也小于男性。

  根據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2011年到2013年對流動人口的監測數據,女性只有在16歲~19歲的低齡組就業比例高于男性,而在20歲以上各個年齡組的就業比例均比男性低近20個百分點。這一方面源于勞動力市場有對年輕未婚女性的雇傭偏好,另一方面年輕未婚女性較少受到家庭羈絆,有較大流動性。

  隨著城鄉流動浪潮的持續涌動,更多已婚者加入流動大軍。到2017年在全部農民工中已婚有配偶者比8年前增加了21.8個百分點,高達77.8%。似乎婚姻和生育對流動的約束力在削弱,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外出流動和就近流動的差異中,看到這種約束的存在——在全部農民工中,就地流動的已婚率達到 90.1%,比外出流動的已婚有配偶者高出25.7個百分點,差距顯然來自婚姻家庭對流動的掣肘。2016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家有0~2歲嬰兒時會降低夫妻雙方都外出的可能性,但有0~2歲或3歲~5歲的未成年子女則提高了丈夫單方外出的可能性,亦說明家庭性別角色分工對農村婦女的流動范圍形成明顯的制約。

  流動的另一個變化趨勢是流動模式從個體分散流動為主向家庭化遷移為主過渡。但我們看到,家庭化遷移往往由男性扮演先行者角色,已婚女性在共同流動中,她們的遷移仍具有從屬性。她們的流動走向受到婚姻和生育較大的影響,她們經常在流動-返鄉-流動之間循環轉換。根據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婦女返鄉的主要原因是結婚、生育、照料老人,還有近年來越來越多農村“陪讀媽媽”的出現,也成為婦女流動循環變化的一個動因。

  流動性增加對農村婦女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從主體脫離空間束縛獲得流動自由的意義上說,流動性是現代性的一大標志。農村婦女流動性的增加對自身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第一,提高了流動婦女獲得有薪酬的工作、實現非農職業身份轉換的機會。流動加快了農村婦女向城市和非農生產部門的轉移進度,大約有8000萬~9000萬婦女實現了非農轉移,她們積極參與各項經濟活動而不是依賴于男人。根據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88%的流動婦女都在從事有收入的工作,尤其是30歲以下的流動婦女,高達九成。

  第二,務工帶來經濟收益的改善,成為農村婦女脫貧的最主要路徑。據筆者2014年一項對4省7市流動人口的抽樣調查,女農民工年收入達到4.95萬。

  第三,婦女因流動而自主性增加,因流動而提高了在家庭決策中的議價能力甚至做出獨立抉擇的權利。筆者在流動家庭研究中,發現既有夫妻共同外出的流動、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常見模式,也有夫妻分別外出、妻子獨自外出等多種流動模式。不同模式的選擇,既可能是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決策,也有是婦女出于獨立意志的個體選擇。一些婦女甚至以外出打工作為她們反抗家暴、逃離不幸福婚姻的一個出路。

  第四,農村年輕女性自殺率的大幅下降。據2014年《經濟學人》刊文披露,“中國自殺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而自殺率下降最大“貢獻”源于35歲以下的農村女性自殺率減少了90%。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認為農村婦女大規模遷移對規避自殺風險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方面外出流動使她們遠離了既往的從屬地位;另一方面流動也使她們遠離了既往的人際沖突情境;甚至使她們遠離了既往唾手可得的自殺工具:農藥。因此,“遷移可被視為一種‘解放’或‘解脫’”“意味著農村女性自主性程度的提高”。

  流動婦女發展面臨的制約因素

  盡管流動給婦女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和選擇空間,但是如上所說,婦女這種流動性還是“受限的流動性”,她們的發展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

  第一,她們要面對勞動力市場不平等的性別分層。從流動婦女的從業形態看,75.0%是受雇者、20.9%是自營勞動者;從流動婦女的職業結構看,是一個以商業服務業為主(57.2%)、生產運輸設備操作次之(占26.7%)、辦事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不到1/10的低層化、底層化的職業結構,流動婦女的平均收入僅為男性流動者的61.0%。根據流動人口發展報告,女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找到工作所花費的時間比男性短,但找到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她們也更容易接受低收入工作,導致女性更多集中在低收入崗位上。

  第二,流動婦女的職業發展還存在“生育懲罰”效應。流動勞動制對負有生育職責的女性存在排斥效應,表現在已婚和攜帶6歲以下子女隨同勞動,都對她們找工作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但不影響男性就業。如前所述,家庭內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和性別規范對婦女的流動規模和流動半徑形成約束,但即便實行家庭化流動,這些性別規范依然影響著家庭決策分工、家庭利益至上限制著流動婦女的自由選擇——她們因生育、陪讀、回鄉照料老人,循環往復,造成自己工作的經常性間斷和短工化,這些都將她們置于沒有穩定工作和社會保障的脆弱地位。特別是農村陪讀媽媽的增加,“教育母職化”波及流動婦女,是舊禁錮、新形態的表現。

  未來趨向和對策建議

  公平不僅有代際和層級間的相對公平的意義,也包括性別之間的公平。許多由流動引發的問題也是與性別相關的問題。解決諸多流動問題,還是要靠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和資源分配更公平合理。

  “拆分式流動” 長期存在的根源是因城鄉二元體制使得流動家庭不得不把人的生產和再生產拆分在城鄉兩地進行。但即使實現了“家庭化流動”,婦女的循環流動也如影相隨,如果建立在不同年齡層的女性無酬地承擔人口再生產任務的性別體制沒有得到改變;如果不改變對女孩期待較低、對男孩女孩不同的養育模式,那么許多由流動引發、與性別相關的社會問題都難以真正解決。

  流動要與發展聯系在一起才具進步意義。我們期待建立在平等性別角色分工和性別規范基礎上、更具主體性的流動性;期待在城鄉、男性女性、男孩女孩間能公平分享教育等公共資源基礎上的流動發展。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教授、汕頭大學婦女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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